我们在各种谍战片中大多看到的是我方安排情报人员打入到内部收集情报,其实,也在我们党内部安插了不少特务,这些特务有的新中国成立后还在活动。
1941年,国共合作时期,军统在陕西汉中创办特务训练班,简称“汉训班”,先后训练了大批特务并派往延安收集的高层情报。这些特务对当时的革命根据地延安构成了很大的威胁,引起党中央毛主席的重视,但是,得益于我党的开放包容的政策,延安的边防人员得以粉碎瓦解军统的计划。
1939年,吴南山是庆阳樊家庙小学的校长,因和接触多,被教育局以“泛红”的名义开除。
在“汉训班”训练期间,吴南山对军统的反动宣传和法西斯式管理,十分反感,使出浑身解数才得以脱身,返回庆阳的时候,他的身份已经变成了一个特务,对于前途深感迷茫。
回到庆阳,吴南山找到了时任庆阳县县长的陆为公,陆为公是吴南山的发小,从小一起长大,陆为公很赏识吴南山这个年轻的知识分子,把他安排到陇东中学任教,由于吴南山在学校的表现很好,不久就担任了学生生活大队的副大队长。
吴南上在陇东中学工作很顺心,党组织,政府对他都很信任。陇东中学的生活工作,让一直充满了沮丧中的吴南山看到了一线曙光,他以极大的热情投入到陇东中学的筹建。
庆阳作为的解放区,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加上了对他的信任,让吴南山感受到,这才是他向往的生活。
但是夜深人静的时候,一想到军统特务这个身份,吴南山又感到焦虑不安,这是悬在他头顶的一颗炸弹。
随着和的深入接触,吴南山越来越感觉到并不是说的那样,他想彻底摆脱的束缚,在这样民主,充满革命热情的氛围中一直生活下去。
有一天,吴南山鼓足了勇气,到县长陆为公的家里,两个人促膝长谈了一个晚上,一直谈到天快亮的时候,吴南山说出了他的真实身份,他受到过军统的特务培训,受到了军统的指派打入边区来这一系列的秘密。
军统在汉中办特务培训班属绝密级别,在吴南山说出来之前,并不知道有这样大规模的培训和潜入计划,还有这么危险组织和人员活动。
甚至好友陆为公在听到吴南山的这些话之后都不敢相信,但是陆为公知道这个事情很重要,随即向党组织作了汇报,吴南山也把汉训班的训练组织情况和人员编制等写了一份详细的汇报材料。
坦白后的吴南山没有受到任何质疑,经过组织的讨论之后调任他为庆阳县的教育科长,正是这种开明的政策,巨大的感召力感动着吴南山,他心甘情愿地为革命工作,为人民工作。
吴南山坦白的事是在非常保密的情况下进行的,也就是军统那边并不知道吴南山已经归顺了。
现在,吴南山有着双重身份,一个是教育科长,一个是军统的特务,组织上的考虑是利用吴南山的这个双重身份,军统派往陕甘宁地区的特务一个一个挑出来。
1941年10月26日,吴南山正在回庆阳的路上,一个和他擦肩而过的人让他顿时心头一惊,这不是自己在“汉训班”的同学祁三益吗?
吴南山瞬间在头脑里闪过各种想法:他怎么会来这儿?是不是军统有任务,是暗杀、联络还是埋炸弹?
但是留给他思索的时间并不多,一瞬间,吴南山又恢复了平静,叫住了祁山益,稳住了祁三益。
祁三益能够在这个地方碰到汉训班的同学,也是非常激动的,听了吴南山的话,祁三益想都没想就跟吴南山回了庆阳。
回到了庆阳,吴南山第一时间就向组织作了汇报,吴南山的做法得到了庆阳保安处长李甫山的肯定。过后,吴南山安排祁三益到民教馆当图书管理员。
过了一两个月,祁三益还是没有向吴南山透露他来这里的目的,看来这个任务非常重要,也非常危险。
这个事情已经上报了给了边区保安部,边区保安部部长布鲁前来调查,布鲁在谍战方面很有经验,号称“红色福尔摩斯”。
经过周密的计划,吴南山邀请祁三益到城外三十公里处的家里做客,在他们吃饭的过程中,保安处长李甫山带人把吴南山与祁三益给抓起来了,此时抓住吴南山也是为了保护他,这是谍战中惯用的手法。
其实祁三益是个抗日热血青年,原本在西安读书,误入军统特务之手,被强行送到汉训班学习,并被不断洗脑和强化训练。
通过这次审讯,他接触到人,了解了的民主政策和抗日决心,通过政治上的比对,他看到了一条充满希望的革命道路。他开始反省,的那些宣传并不可靠,他没有看到人的凶神恶煞,更没有砍他的头,一直在民主地给他做工作,他意识到自己被欺骗了,祁三益的思想逐渐转向,他决定投诚。
投诚后,祁三益把他在汉训班受训的经历,当教官时的情况,以及他掌握了由汉训班派到延安来的人员都如实做了交代,这次军统在延安潜入了大批特务,都分散在不同的地方,各自没有公开的身份,他们之间没有联系,这次军统专门派祁三益来延安,就是为了将这些分散的特务联络起来,在延安设有一个总联络员和三个联络员,祁三益就是其中的一个联络员。
由于潜入到延安的特务都是单线联系,需要祁三益亲自辨认、联络,边区保安部决定由布鲁将祁三益带到延安,找出其他潜伏的特务。
当时延安南门外有个新市场,人来人往特别多,布鲁跟祁三益整天在这个市场上逛,他们要在这里找出分散在延安的特务。
虽然是在逛街,但他们的工作还是非常地枯燥乏味,经过了一段时间的侦查,他们的付出有了回报。
一天傍晚,祁三益无意中走进了一家锅贴店,因为此前没来过,他仔细地打量着这家店,然而当他的眼睛扫过账房先生的时候,他的心猛地跳了起来,这个账房先生正是潜入的延安组的三个联络员之一杨超。
杨超见到祁三益也非常高兴,他告诉祁三益自己在这个点建了一个秘密联络点,汉训班毕业的军统特务时常会到这里会面,并把自己联系上的潜伏特务,向祁三益汇报。这一次,收获很大,可是杨超警觉性很大,又一次他以回西安汇报为由离开了延安,从此没有出现过。
不久祁三益又发现另一个联络员李春茂,在延安新市场,祁三益一眼就认出了李春茂。但是这个李春茂反应很奇怪,他一个劲儿地往后躲,似乎生怕祁三益认出他,按说祁三益的身份依旧是军统,李春茂看到自己的联络员应该很高兴,但是祁三益发现李春茂顾左右而言他。
原来祁三益也是个先进分子,也是被洗脑过的,在延安的这段时间,李春茂见到了在延安的革命热情,他学习了的抗日论述,也听了从前线回来的战士讲的抗日故事,他已经不想当军统的特务了,甚至还希望可以加入。
祁三益把这个情况汇报给了布鲁,布鲁认为李春茂是可以争取的,随即控制了李春茂,当然李春茂也坦诚交代了,并决心投诚。
在五一节,延安要召开群众大会,来参加这个大会的有几千人,祁三益跟其他的工作人员肯定不会错这个机会。
祁三益、李春茂等好几双眼睛在会场的入口紧张地扫描着,突然一个穿着官服的官员出现了,他就是总联络员赵秀。
这次,军统这次行动的总联络员找到了,还是以包容的态度去跟赵秀沟通,最终获得了赵秀的认可。
后来经过一系列的侦查,牵出来的特务大部分都愿意投诚,军统在这个时候还没有了解情况,还不时送来情报经费。
1942年6月10日,陕甘宁边区保安处处长周兴在青年食堂宴请了一桌特别的客人,这桌客人都是投诚的特务,食堂其他人不可以进入,这也给予投诚的特务最大程度的信任和保护。
毛主席化敌为友,化友为我的方针,在这里得到了充分的运用,这些投诚的军统特务对军统的活动规律有深入的了解,让他们去破军统的案子那是易如反掌。
这些人也被安排到了保卫陕甘宁边区的各个岗位中,经过大家共同的努力,埋伏在延安的特务逐渐被挖出。
当时的军委二局是中央重要的情报部门,竟然有三个军统特务打入,而且三个特务还在从军委二局发出了不少情报,经过之前的投诚特务的侦查,成功破获了这个案子,抓住了这三个特务。
军统派到延安的特务很大一部分都受到了当时延安革命气息的影响,选择放弃特务工作,转而真心地支持革命工作。